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角色正引发深刻变革。审视大语言模型，应采用“模拟器”与“非人类智能体”的双重视角。作为模拟器，它在实验、问卷和访谈研究中展现出模拟人类被试的巨大潜力；作为非人类智能体，其固有的特质为比较人类与非人类智能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从原理层面剖析，大模型亦存在根本性局限：其核心的“压缩”原理难以捕捉个体差异的内在结构，而其训练（知识获取）与生成（策略表达）机制的不对称性更从根本上决定了大模型只是一个在表达层面经过了策略优化的统计模型，其模拟也并非内在知识的忠实再现。在此理论框架下进行梳理与讨论，涵盖基于提示工程（如个体模拟与群体模拟）与基于模型微调的两大类方法以及结合现有研究的实现细节、应用风险与评估方法。未来研究应沿着深化“工具”角色与开拓“主体”角色的双路径并行展开，以推动这一技术在知识发现中的严谨应用。
心理测量通过评估人工智能的智能特征和发展趋势，成为理解人工智能及其与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手段。人工智能则为心理测量提供关键技术支持，推动其在个性化和智能化等方面的创新。从人智共生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心理测量赋能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赋能心理测量两条路径的研究进展，总结当前挑战并提出应对策略。总体而言，心理测量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标准化的评估框架与理论约束，有助于厘清其智能特征、边界与潜在风险；而人工智能通过方法与技术的创新，促进心理测量工具的开发、构念的构建与理论的发展。两者并非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两者的深度融合有望在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并行的双轨下，催生出人智共生时代的科学测量范式。
当今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专业治疗资源却明显短缺，人工智能辅助心理干预成为重要研究方向。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CBT）是一种结构化、目标导向的循证心理治疗方法，本研究以CBT理论为核心，利用思维链（chain-of-thought, CoT）和多智能体（Multi-Agent）技术模拟CBT治疗师的推理过程，构建了CBT-CoT心理咨询问答框架。该框架将CBT干预流程划分为认知评估与认知重构两个阶段，由自动思维提取Agent、自动思维评估Agent、CoT推理Agent与回复生成Agent四个智能体协同工作。实验结果表明，CBT-CoT在共情、推理深度、个性化等6个心理支持维度上显著优于多个基线方法及人工回复，展现出卓越的心理推理与结构化表达能力，为心理咨询提供有效的支持
努力在追求个人目标与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可分为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亲自我努力和以他人福祉为目标的亲社会努力。研究采用“努力-门”任务范式与ERP技术，探讨两类努力对奖赏加工不同阶段习惯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期待阶段，无论亲自我还是亲社会，高努力下的Cue-P3波幅均比低努力下更大，且均不随奖赏重复显著下降；在体验阶段，亲自我努力条件的RewP波幅在低努力下随奖赏重复显著下降，在高努力下则保持稳定，而亲社会努力条件下的变化趋势在不同水平间无显著差异；亲自我与亲社会努力对奖赏加工的影响具有阶段特异性。具体而言，在期待阶段，两类努力均能增强个体的奖赏期待水平，但对该阶段的习惯化进程均无显著影响。在体验阶段，两类努力的作用出现分离：亲自我努力能够显著减缓奖赏体验的习惯化，而亲社会努力则未表现出类似效应。
大语言模型的决策潜力日益凸显，理解其系列决策机制并与人类进行比较，对于优化人机协同设计至关重要。研究采用价值序列探索模型解析大学生和大语言模型的爱荷华赌博任务数据，并比较了人类（包括全体样本及专家子样本）与大语言模型的决策表现和参数。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候选模型，价值序列探索模型能较好地拟合数据；人类和大语言模型在逆衰减率、价值敏感度和稳定性参数上存在差异：人类在信息整合方面占优，而大语言模型在价值感知和策略稳定性方面占优。这些发现为优化人机协同系统的设计和决策提升提供实证基础。
现有信任研究多聚焦于探究面孔可信度或社会价值取向对信任的独立影响，缺乏对二者在单次信任与信任学习中共同作用的系统探讨，且在使用计算模型方法探究信任学习的动态机制时未能充分考虑社会价值取向的作用。研究结合信任博弈范式与强化学习模型，以回应上述研究缺口。研究1发现，面孔可信度与社会价值取向分别正向影响单次信任，二者不存在共同作用，互惠预期在二者的正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研究2发现，社会价值取向显著调节初始面孔可信度与回馈概率对信任学习的共同作用。强化学习模型成功捕获了以往研究发现的关键计算机制特征，但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个体的模型参数无显著差异，表明信任学习存在尚未揭示的计算机制。研究发展了整合外部线索与内在特质的信任研究框架，为经典信任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并从计算模型视角拓展了信任学习中个体差异的研究路径。
运算动量效应是近似运算中个体倾向于高估加法结果、低估减法结果的算术偏差现象。然而，目前关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仍存在争议。研究采用算术验证任务，设置小于、等于和大于三类结果，要求被试在加法或减法运算中判断结果是否正确，并通过ERP和fMRI技术，考察不同类型结果诱发的神经活动差异，探讨了该效应的形成机制。结果发现，被试不仅在加法中倾向接受大于结果，减法中接受小于结果，且在这类结果的加工中能诱发更大P3b波幅，在顶内沟、顶上小叶等与空间注意相关的脑区引起更强激活，同时增强楔前叶与视觉皮层的功能连接。以上结果说明，被试在判断加法较大结果和减法较小结果时，会投入更多空间注意资源，支持了注意转移理论。
控制感能否影响损失注意捕获尚存争议，且其调控机制亦有待探明。研究1和2结合行为实验、眼动追踪技术和分层漂移扩散模型系统考察该问题。实验任务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联结学习阶段通过转盘游戏建立颜色与损失的关联，随后在测验阶段采用额外单例范式考察损失关联干扰物的注意捕获效应。研究1通过改变按键反应和转盘停止的因果联系来操纵基于选择的控制。结果显示，高控制（vs.低控制）条件下搜索反应时更慢、瞳孔直径更大、首次注视潜伏期更短、注视持续时间更长、漂移率（v）更低、非决策时间（t）更长。研究2通过改变按键结果和预期损失的匹配程度来操纵基于结果的控制。结果显示，高控制（vs.低控制）条件下搜索正确率最低，对目标的注视持续时间最短。上述结果揭示了两种控制对损失注意捕获的差异性调节机制：基于选择的控制同时调节早期注意定向与晚期注意维持；而基于结果的控制主要影响晚期注意维持。
事件分割虽是组织经验的重要认知机制，但其产生的事件边界通常会损害跨边界项目的时序记忆。研究旨在系统考察编码一体化与提取情境线索在调节事件边界对时序记忆负面影响中的作用。在两项实验中，通过自下而上的语义合理性和自上而下的策略操控编码阶段的一体化水平，同时在提取阶段呈现和不呈现情境线索。结果发现，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获得的高一体化以及提取时有效情境线索的呈现，都能显著减弱事件边界对时序记忆的负面影响。研究揭示了事件边界影响时序记忆的可塑性及其可调条件，为优化复杂经验的时序编码与提取提供依据。
通过对2015~2024年98道高考作文题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探究高考作文命题中心理健康要素的融入特征与演变。结果发现：（1）师生访谈结果显示，高考作文题目普遍涉及心理健康的多维内涵。内容分析识别出六个核心主题：自我、社会适应、学习、人际关系、情绪和生涯规划，其中自我与社会适应为高频主题。（2）表征相似性分析显示，心理健康要素的融入与教育政策及社会热点有关联，但未发现明显的历时性演变，不同区域的命题侧重点存在差异，新课改题型在心理健康要素融入上与传统题型保持延续性。研究表明，高考作文命题已融入心理健康要素，内隐地承担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是“五育并举”背景下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
通过团体间竞争、哥伦比亚卡牌任务、挑战-威胁认知和自我、集体效能感量表对274名初中生（女生141名）进行测试，探查团体间竞争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及效能感和挑战-威胁认知的作用。结果发现：（1）团体间竞争失败引发集体效能感和自我效能感降低，进而使青少年更趋近冒险，而竞争获胜则相反，更回避风险；（2）与集体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路径结果相反，整体模型中集体效能感和挑战-威胁认知在团体间竞争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中存在“遮掩效应”，由团体间竞争获胜而引发高集体效能感的青少年倾向于将竞争知觉为挑战，进而导致高冒险倾向，但竞争失败则反之。研究为深入理解团体层面的竞争结果与青少年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参考依据。
为探究高中生恶意创造性行为的潜在类别、转变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以1757名高中生为被试开展为期6个月的2次追踪调查，并对数据进行潜在剖面与转变分析。结果表明：（1）高中生的恶意创造性行为具有异质性特点，在两个时间点均分为低组，中组和高组3个类别；（2）低恶意创造性行为组的跨时间稳定性最高，其次是中组与高组；随着时间的演变，高恶意创造性行为组逐渐向中组与低组转变；（3）心理韧性强的个体更小概率进入中恶意创造性行为组；（4）性别、年级、歧视知觉是高中生恶意创造性行为潜在类别及其转变的重要预测因素。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高中生恶意创造性行为的变化规律，为教育工作者设计干预方案以减轻恶意创造性行为的负面影响提供实证证据。
基于反馈干预理论，文章旨在探讨同事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职业限制焦点的具体过程，通过情景实验的173份样本(研究1)和两阶段问卷调查的304份样本（研究2）对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研究1在模拟工作情景中发现同事发展性反馈能促进员工任务过程，然而对元过程没有影响。研究2在真实工作情景中发现同事发展性反馈会抑制员工职业限制焦点，而且能通过任务过程和元过程对员工职业限制焦点产生间接影响。此外，同事温暖感知调节了同事发展性反馈对员工职业限制焦点的影响，即同事温暖感知水平越高，同事发展性反馈对员工职业限制焦点的抑制作用越强。上述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发展性反馈的研究视角和内容，而且也为组织如何降低员工职业限制焦点提供了重要启示。
尽管人们总是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道德伪善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三项基于Credamo平台的子研究，考察道德认同是否会增强双重道德标准，并探索可能的边界条件。研究1a和1b通过测量或操纵道德认同，发现道德认同能够提高道德标准，但相比于低道德认同者，高道德认同者表现出更强的双重道德标准。研究2操纵自我完善动机，发现自我完善条件下高道德认同者没有表现出这种双重道德标准。研究表明，道德认同能够提高道德标准，但也会增强双重道德标准，自我完善动机能够抑制道德认同对双重道德标准的增强作用。研究结果对于如何有效开展道德教育有一定启示意义。
国潮盛行不仅彰显了国人的文化自信，还催生了新的消费增长点，但其背后的驱动机制有待探讨。基于意义转移模型理论，文章通过4个递进实验(N = 736)探讨了消费者的自我建构类型与国潮品牌偏好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比独立型自我建构者更偏好国潮品牌(实验1a~3)。原因在于，互依型自我建构者比独立型自我建构者产生了更高水平的心理所有权，进而提高消费者的国潮品牌偏好(实验2~3)。同时身份威胁在其中起调节作用，消费者感受到的身份威胁程度越高，互依型自我建构者越偏好国潮品牌(实验3)。文章不仅丰富了国潮品牌管理理论，也可为企业国潮品牌营销策略提供实践参考。
忙碌已成为消费者的生活常态且企业常常在延伸产品宣传广告中运用忙碌符号。通过3个预实验和5个主实验，探讨了主观忙碌感对品牌延伸评价的影响作用及其内在机制。实验结果发现，高（vs. 低）主观忙碌感会提高消费者对远距离品牌延伸的评价，对近距离品牌延伸评价没有显著影响。认知灵活性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主观忙碌感通过增强认知灵活性进而提升个体对远距离品牌延伸的评价。此外，忙碌归因在上述效应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个体对忙碌进行积极归因时，高主观忙碌感通过增强个体的认知灵活性进而提升其对远距离品牌延伸的评价；而当个体对忙碌进行消极归因时，该效应会被削弱甚至消失。
企业社交网络平台深刻改变了企业运营环境，为提升员工敏捷应对动荡的外部环境带来了可能，但学界对企业社交网络平台如何影响员工敏捷性依旧存在争论。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构建了企业社交网络平台使用影响员工敏捷性的“双刃剑”效应模型，并探讨了员工信息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对305份三阶段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交网络平台使用会通过促进社会支持来提升员工敏捷性，也会导致工作过载从而抑制员工敏捷性；员工信息技术能力强化了企业社交网络平台使用对社会支持的积极影响，还强化了企业社交网络平台使用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员工敏捷性的间接效应；员工信息技术能力削弱了企业社交网络平台使用对工作过载的积极影响，也削弱了企业社交网络平台使用通过工作过载影响员工敏捷性的间接效应。
眼泪作为人际互动中的社会信号，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及其机制尚不明晰。通过五项研究，探究眼泪促进捐赠意愿的效果和机理。研究1a、1b采用实验法分别探究了眼泪与中性/悲伤图片对捐赠效果的影响，结果发现眼泪比中性/悲伤图片更能提高捐赠意图和金额；研究1c通过模拟捐赠网页材料探究了眼泪与中性情绪对捐赠效果的影响，进一步证实眼泪能提升捐赠意图和金额。研究2发现眼泪通过同情与感知需求间接促进捐赠的链式中介机理。研究3探究了眼泪促进捐赠意愿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与积极情境相比，眼泪在消极情境下更能提高捐赠意愿。五项研究整合了移情-利他假说与眼泪的信号理论，拓展了两个理论的边界，为慈善募捐项目设计实施提供了启示。
为探究阳明心学文化背景下良知结构的古今演变，研究1首先通过对《王阳明全集》中“良知”的章句进行内容分析，结果表明“良知”涵盖本体与工夫两个核心维度。在本体层面，良知呈现出“行、情、意”三个不同的面向，即表现为“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以及“立志为圣”的向善之志。研究2采用人格词汇法，通过词汇联想和开放式问卷调查获得的词汇构建良知词库。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的良知包含良知之知、良知之情、良知之意、良知之行和良知工夫五个因素。同时，当代大学生对良知内涵的理解既与王阳明的良知观存在一定的契合，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差异。
在教育与心理测验中，异常作答现象十分普遍，尤其是在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中，其对测验结果的干扰更为突出。由于被试无法返回修改答案且能力参数估计依赖当前回答，异常作答会导致能力估计偏差，降低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的精度与效度。为减弱异常作答的不利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稳健参数估计方法——加权最大后验估计（weight maximum a posteriori, WMAP）。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参数估计方法相比，WMAP 显著提升了异常作答被试的估计精度，并对正常作答也有改善效果。真实数据分析进一步验证了WMAP 在识别和调整异常作答方面的显著优势。总体而言，WMAP 方法通过有效降低异常作答对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的干扰，显著提升了参数估计的精度和题目匹配度，为增强 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的效度与可靠性提供了一种稳健而高效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