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人们在面对冒犯时不仅需决定是否宽恕人类，也需决定是否宽恕机器人。两项实验考察了交互对象（人类 vs. 机器人）及其行为反应（无行为、道歉、幽默自贬、自我惩罚）对宽恕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结果发现，人们更倾向于宽恕机器人，该效应通过更高的净积极情绪实现，而净收益也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机器人采用自我惩罚策略在促进宽恕方面展现出一定的优势。计算建模作为补充分析发现，交互对象与行为反应会影响个体在宽恕中的决策偏好。研究结果初步验证了“认知-情感”双加工路径在人机互动中对宽恕决策的解释力，并为设计更具人际友好性的社交机器人提供了启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如何对人工智能在道德困境中的行为进行评价，已成为公众认知与社会接纳人工智能的关键问题。采用三个实验系统探讨了公众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在道义与功利行为上的道德判断差异，并考察了性别与人工智能焦虑的调节作用。研究1（n =474）的结果表明，被试对人工智能功利行为的评价显著高于人类，而对两者道义行为的评价无显著差异。研究2（n =290）通过阅读材料诱发个体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研究1的结果，但未发现焦虑诱发的显著效应。研究3（n =196）增设控制组后发现，在焦虑情绪被成功诱发后，女性对人工智能功利行为的评价显著降低，而男性的评价则保持稳定。结果表明，公众倾向于对人工智能的功利行为给予更高的道德评价，且该倾向受到对人工智能的焦虑情绪与性别的调节。
采用“定向遗忘+情绪诱发视盲”的特殊范式，对比了一般和抑郁倾向个体对负性图片的有意记忆和由其引发的情绪诱发视盲，进而检验抑郁认知结构中的记忆偏向是否会引发注意偏向。实验分三阶段，首先要求两组被试有意记住或忘记负性图片，之后将上述图片作为干扰刺激进行情绪诱发视盲测试，最后实施图片再认。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出现相似定向遗忘效应，但情绪诱发视盲测试出现组别差异——对待负性记住图片，一般个体出现情绪诱发视盲，但抑郁倾向个体并未出现情绪诱发视盲。原因与后者对负性记住图片的记忆偏向有关，表明抑郁倾向个体对待要求有意记住的负性刺激存在特异化的记忆偏向，且此记忆偏向可以通过触发注意回避来引发注意偏向。
为考察中文阅读中情绪词的语义加工差异及词汇语境多样性在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分别在研究1(积极)和研究2(消极)中操纵情绪词类型(情绪标签词、情绪负载词)及其语境多样性(高、低)。结果发现，在研究1中，情绪标签词注视时间更长，高语境多样性词加工更快，且两者无交互。在研究2中，情绪标签词与情绪负载词的语义加工差异依然存在，且受到语境多样性的调节，情绪标签词仅在低语境多样性下才表现出更长的注视。这说明中文阅读中不同类型情绪词的语义表征具有显著差异，情绪标签词更具语义优势，能快速激活情绪信息，持续捕获读者注意并难以脱离。同时，阅读理解过程中情绪信息的激活涉及加工倾向和词汇语言信息的广度，且存在语义激活的分化机制。
本研究通过1个行为实验和1个ERPs实验考察稀缺心态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行为实验结果发现，相比富裕心态，稀缺心态下的个体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奖赏幅度可调节稀缺心态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相比低奖赏幅度，高奖赏幅度下的稀缺心态对个体风险规避的影响更为凸显。ERPs实验结果发现，在正反馈条件下，稀缺心态与富裕心态诱发的FRN和P300波幅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负反馈条件下，稀缺心态诱发的FRN和P300波幅均显著正于富裕心态。研究结果表明，稀缺心态可增强个体的风险规避，尤其体现在高奖赏幅度下；与奖赏期待和动机水平相关的FRN和P300成分可能是稀缺心态影响风险决策的潜在神经指标。
传统抑郁症与焦虑障碍共病的诊断方法主要将独立疾病简单叠加，忽视了症状间的动态交互与异质性。研究采用AX-连续性操作测验结合机器学习方法，以抑郁症与焦虑障碍共病组50人、抑郁症组50人、焦虑障碍组51人和健康组50人为被试，探讨共病者的双重认知控制特征，并构建症状严重程度的预测模型。结果发现： (1) 共病组在AY试次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其他组，在BX试次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健康组；其反应时的主动性控制指数大于零且显著低于健康组；其正确率的主动性控制指数小于零； (2) 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特征值重要性分析发现，AY与BX试次行为表现是对综合诊断预测贡献最大的特征，预测模型表现优于单一诊断模型。结果说明，抑郁症与焦虑障碍共病表现出主动性控制减弱—反应性控制代偿性增强的认知控制模式；其指标可为精神健康评估工具开发提供部分客观行为标记。
论文探讨了效力的时间维度（即时vs.累积）在奖赏影响冲突抑制中的作用。效力是指奖赏与任务表现之间的关联强度。研究1，采用2（即时奖赏：高、低）×2（即时效力：高、低）×3（一致性：不一致、一致、中性）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发现高效力条件下奖赏对反应速度的提升更为显著；但奖赏和效力未影响冲突抑制。研究2采用2（即时奖赏：高、低）×2（累积效力：高、低）×3（一致性：不一致、一致、中性）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发现效力不仅调节奖赏对整体认知表现的影响，还调节奖赏对冲突抑制的影响：高效力条件下，高奖赏提高了冲突抑制；低效力条件下，高奖赏降低了冲突抑制。结果表明，效力的时间维度会影响奖赏对认知控制的作用层次。
儿童道德判断中存在内群体偏爱和“黑羊效应”两种相反的现象，揭示其不同的发生条件与动机至关重要。“黑羊效应”指个体对违反规范的内群体成员比外群体成员更严厉的现象。研究以5~8岁儿童为被试，通过3项实验考察在重复性违规、代表性违规情境下，儿童对内外群体成员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道德判断、惩罚特点及惩罚动机。实验采用故事视频呈现违规行为，儿童通过拿走贴纸数量实施惩罚，并完成动机归因任务。结果发现：（1）违规次数调节惩罚行为，5~6岁儿童在布偶初次违规时显现内群体偏爱，而在重复违规时转为“黑羊效应”；7~8岁儿童在布偶初次违规时未表现内群体偏爱，但在重复违规时呈现稳定的“黑羊效应”。（2）违规者代表性影响惩罚强度，5~6岁与7~8岁儿童均对代表性内群体违规者惩罚更重。（3）儿童惩罚内群体违规者主要是基于因果，旨在使其将来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研究表明，群体身份、违规情境影响儿童道德判断和惩罚行为，且儿童严惩内群体违规者体现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心理。
自我调节学习对于学业成功和终身学习至关重要。然而, 如何避免人工智能对学习者主体性的过度替代, 并在人机交互中实现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培养, 成为当前研究的核心挑战。本文提出了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三种人机协同模式, 系统梳理人工智能在自我调节学习中的研究现状。分析发现, 支架引导调节虽然能显著提升效率, 但也可能因过度替代引发依赖与元认知懒惰；共同决策调节能显化元认知过程, 却面临责任模糊和负荷加重风险, 工具辅助调节利于巩固自主感, 但可能放大能力鸿沟和技术不平等。未来的研究可考虑探讨人工智能与学习者主体性的关系和合理运用方式, 结合多模态和脑影像技术揭示人工智能赋能自我调节学习背后的心理过程，并通过纵向设计探索人工智能支持下自我调节学习能力的发展与变化。
为揭示大学生逃避躺平倾向与网络成瘾的动态关系及其机制，基于2024年3月（T1）、2024年9月（T2）与2025年3月（T3）对四川省某高校大学生开展三波追踪调查（样本量分别为739、685、656人）。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模型并结合纵向中介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及当期上网时长后，结果显示：在剔除稳定的个体间差异后，逃避躺平倾向与网络成瘾在个体内层面存在显著的双向跨期预测关系；自我效能感对两者均具有持续的抑制作用，并在“逃避躺平倾向→网络成瘾”与“网络成瘾→逃避躺平倾向”两条路径上呈现显著的纵向中介效应，其中以中期自我效能感路径更为稳健。在个体间层面，三变量的随机截距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多组检验结果表明，抑郁水平对上述主要跨期路径的整体调节效应不显著。结果表明：逃避态度与网络依赖可能通过“态度—能力—行为”的耦合形成相互强化过程，提升自我效能感或为打破该循环的关键干预靶点。
通过将建言主体明确扩展至已脱离组织雇佣关系的前员工，打破了建言研究根植于组织内部和基于雇佣关系的现状。此外，借鉴心理所有权理论，揭示了跨组织背景下前员工向原组织建言的发生机制。研究1采用线上两阶段追踪调查的方法收集633名创始人和高管的数据，研究2采用情景实验的方法获取267名员工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前员工的原组织职级越高越可能向原组织建言；(2)前员工对原组织的心理所有权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3)前员工的权力感正向调节原组织职级和心理所有权之间的关系；(4)前员工的权力感正向调节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建言行为与心理所有权在跨组织情境下的适用性，为企业的前员工管理提供启发和参考。
组织沟通中的信息不对称常使领导的情绪表达缺乏明确的情境线索，使下属难以预测领导的情绪表达。现有研究多关注领导可预测的情绪表达对下属的影响，对不可预测的情绪表达关注较少。基于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研究揭示了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影响下属的两条路径：领导情绪不可预测性会增加下属的认知困惑和焦虑情绪，进而影响其对领导的回避行为与任务绩效；当领导和下属处于关系建立初期时，认知路径的间接效应增强。关键事件法、情境实验和两阶段问卷调查的数据基本支持上述结果。结果表明，领导情绪信息与情境信息的不一致性会产生负面影响，可为组织的情绪管理提供实践启示。
现有资质过剩研究多聚焦其负面后果，忽视其所蕴含的资源价值。尽管已有研究指出，组织可通过工作重塑激发其积极潜能，但资质过剩与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结合资源保存理论和调节定向理论，分别通过情境模拟实验研究和三阶段数据的现场研究，探讨资质过剩在不同职业延迟满足水平下，如何通过工作不安全感影响促进型和防御型工作重塑。结果发现，对于高职业延迟满足的员工，资质过剩会降低工作不安全感，进而激发促进型工作重塑；对于低职业延迟满足的员工，资质过剩会加剧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引发防御型工作重塑。研究结果揭示了资质过剩影响不同类型工作重塑的作用机制，为组织管理资质过剩员工提供了实践参考。
当前自我控制领域的研究重心已从反应抑制逐渐转向自我控制策略。然而，现有研究结果大多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主要从个体内部因素解释策略差异。为此，立足中国文化背景，以中庸思维为切入点初步考察文化因素对自我控制策略使用及效用的影响。鉴于自我控制策略使用发生于日常生活情境并随具体情境动态变化，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技术，在前测中庸思维后，连续7天、每天7次追踪被试的日常自我控制策略使用及成功程度，最终获得127名被试的5886个有效信号。结果显示，情境、注意和认知策略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控制成功；中庸思维显著正向预测情境、注意和认知策略的使用。基于贝叶斯的中介分析进一步显示，情境、注意和认知策略在中庸思维与自我控制成功之间具有显著间接效应。上述结果表明，中庸思维可能通过促进情境、注意和认知等前置性策略的使用，与更高的日常自我控制成功相联系。结果提示，自我控制策略的选择与使用可能是中庸思维影响自我控制成功的重要内在机制。
为揭示不良童年经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中老年认知障碍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4964名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中位随访时间8.9年）进行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不良童年经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障碍的独立及联合关联，并检验其交互作用及生活方式的中介效应。结果发现：经历≥3项不良童年经历者的认知障碍风险提升36%，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者的认知障碍风险增加38%；二者联合暴露时认知障碍风险最高，但未发现显著交互作用；生活方式在不良童年经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与认知障碍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早期不良暴露对中老年认知健康具有持续影响，而健康生活方式可能缓冲其不利效应，为生命早期干预及全生命周期认知健康促进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亲社会风险行为是指个体为使他人或社会获益而自愿承担损失风险的行为。研究整合社会比较、资源保存和社会认同理论，通过四项子研究系统考察社会流动信念对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基于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的研究1显示，社会流动信念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风险行为。研究2通过实验操纵验证社会流动信念对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因果促进效应。研究3通过问卷调查初步揭示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研究4通过实验范式完整验证社会流动信念通过降低相对剥夺感促进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因果中介路径。研究结果为通过培育积极的社会流动信念促进风险情境下的社会互助行为，提供基于因果证据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为探究童年期逆境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关系以及检验二者关系中经验性回避的中介作用和自我分化的调节作用，研究一采用问卷法对78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为检验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研究二选取98名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开展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为期8周的干预，分别在基线、干预后和1个月的随访中对症状指标进行测量。结果表明：（1）童年期逆境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行为；（2）经验性回避在童年期逆境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自我分化可以显著调节经验性回避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4）以自我分化为中心的整合训练可以显著减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并改善其情绪状态与主观幸福感水平。
作为对生命和自我价值认同的核心要素，生命敬畏感与自尊能通过构建以意义为导向的主动保护机制以有效预防受欺凌。本研究对3911名青少年进行两次追踪调查(间隔6个月)，通过交叉滞后分析探究生命敬畏感、自尊与受欺凌之间的纵向关系。结果表明：(1) T1生命敬畏感和T1自尊均显著负向预测T2受欺凌 (β = -.11、-.12)，T1受欺凌显著负向预测T2自尊 (β = -.04); (2) 生命敬畏感与自尊存在双向预测，相较于生命敬畏感对自尊的预测，自尊对生命敬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更强 (.22 VS..10); (3) 进一步分析发现，自尊对受欺凌的负向预测作用存在学段差异，生命敬畏感在自尊与受欺凌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生命敬畏感与自尊能有效预防受欺凌，为校园欺凌防治提供建议与启示。
为探究校园欺凌受害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的共病网络特征及其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表现，研究采用《中文版特拉华欺凌受害量表》、依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核查表》以及《中文版流调中心用儿童抑郁量表》对724名校园欺凌受害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男女生的创伤后应激症状-抑郁症状共病网络在结构和整体强度上差异不显著，且共病网络的中心症状和桥接症状存在异同。本研究仅在男生群体中发现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的共享重叠症状，即注意问题和消极情绪，具有较强的桥接中心性。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创伤后应激症状-抑郁症状共病网络在男女生群体中具有稳定性，但在具体的中心症状和桥接症状上呈现不同的模式。研究为针对表现出创伤后应激症状-抑郁症状共病的校园欺凌受害青少年开展性别差异化干预提供了实践依据。
正式反馈指常规收集当事人报告的效果数据，追踪治疗进展并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回顾其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正式反馈在有效性检验、临床实施与应用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总体来看，正式反馈能够有效提高治疗效果，但其有效性受反馈系统类型、反馈流程、当事人症状严重性及实施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有效性研究中，仍存在跨文化证据不足、特定临床群体验证不充分及作用机制不明晰等问题。在实践与应用层面，面临实施忠诚度不足和临床利用率偏低的困境。个体(咨询师和当事人)、组织及文化层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于正式反馈的临床应用。最后，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并就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效实施与推广正式反馈提出具体建议。
基于高效编码假说和贝叶斯推断理论构建的计算模型已成为视觉认知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框架。该模型不仅能够有效解释视知觉的多种行为表现, 更重要的是, 其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计算框架来系统揭示视觉信息处理完整过程。本文系统综述了该模型的理论基础及其在视觉认知研究中的应用进展。基于现有研究, 未来可结合神经电生理学技术进一步验证该模型的神经生理基础, 并拓展其在其他感官知觉, 高级社会认知和特殊人群等领域的研究。
